我憎恨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

　　导读：略萨的新闻是前几天的事，因为某些“不恰当”发言，国内下架了他所有中文译本。并没想追这一热点事件，但看到略萨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发言，却很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他讲述了他的生活与成长，他的写作之路受到的影响，他对文学的热爱与迷恋；分享了他怎么从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名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独立作家；他谈论了文学受到的不公，更有文学对当下政治和历史进程造成的影响等等。使我们了解这位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像一名斗士，拿起笔来反抗的一切。

　　尤其要提到文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并指出这种意识孕育着种族偏见。恰巧最近非常关注国外疫情，有国外的中国艺术家跟我聊到相关“歧视”问题，因为疫情，个别国家对华人的“敌意”在少数城市少数地区有升温趋势。这很值得警惕。任何歧视都是要坚决反对的，无论是什么什么主义也好，还是什么什么原因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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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略萨创作过小说、剧本、散文随笔、诗、文学评论、政论杂文，也曾导演过舞台剧、电影和主持广播电视节目还从事过政治工作。诡谲瑰奇的小说技法与丰富多样而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曾获得过1994年塞万提斯奖、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等殊荣，代表作品有《绿房子》、《酒吧长谈》、《世界末日之战》等等。

　　文｜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译｜杨玲

　　阅读颂  虚构颂——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

　　家人和大师们教会我的那些事

　　我五岁学会阅读。那是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的萨耶学校、胡斯蒂尼亚诺修士的课堂上。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今，近七十年时光不再，可我还清楚记得那个魔法如何丰富了我的生活：将书中的文字转化为形象。

　　打破时空屏障，让我同尼莫船长（《海底两万里》人物）一起遨游海底两万里，同达达尼昂、阿托斯、波尔多斯以及阿来米斯（《三个火枪手》人物）并肩作战，粉碎诡计多端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旨在推翻王后的阴谋，让我化身冉阿让扛着马吕斯（《悲惨世界》人物）那奄奄一息的躯体在巴黎的内脏中跼蹐前行。

　　阅读把梦想变成生活，又将生活变成梦想，让孩童如我亦能触及文学的广袤天地。我母亲曾经对我说，我最初的习作其实就是我所读故事的延续，因为我总是为故事的终结而伤心，或是想要改变故事的结局。或许我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尽管我自己全然不知，那就是：从成长到成熟，再到终老，我都在延续着那些令我的童年充满冒险和激动的故事。

　　我真希望母亲此刻也在这里，她读到阿玛多·内尔沃和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时总是动情至流泪。我也希望佩德罗姥爷在这里，他长着一个大鼻子，头顶秃得铮亮。他总是对我的诗句赞赏有加。还有卢乔舅舅，他鼓励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之中，尽管彼时彼地从事文学创作甚至都无法填饱肚子。

　　一生中，我身边满是像他们一样的人，爱护我，鼓励我，在我彷徨的时候，将他们的信念传递给我。正是由于他们，当然，也凭着我的执着和一点点运气，我得以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这项集激情、嗜好和奇迹于一身的事业中来。这事业就是写作。

　　写作让我们开启另一段平行的人生，让我们得以逃避生活的不如意；写作是化习常为神奇，又化神奇为习常；它驱散混沌，点石成金，使瞬间永存，视死亡如过眼云烟。

　　写故事并不容易。故事变成文字的那一刻，一切的计划都枯萎在纸上，思想和形象也都失去了活力。怎样才能重新将它们激活呢？我们很幸运，大师们就在那里，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遵从他们的榜样。

　　福楼拜告诉我，天赋即持之以恒和铁的纪律。福克纳告诉我，形式，即文字和结构，可以加强也可以弱化主题。

　　马托雷尔、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康拉德、托马斯·曼告诉我，在小说中，视野和雄心同文体技巧和叙述策略一样重要。

　　萨特告诉我，话语即行动，一部介入当下、寻求更好选择的小说、戏剧或散文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加缪和奥威尔告诉我，缺乏道德的文学是不人道的。马尔罗告诉我，英雄主义与史诗，适用于阿尔戈英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时代，同样也适用于当今时代。

　　倘使列举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们的影子一定会将在场的所有人都笼罩在黯然之中。因为有惠于我的作家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他们向我揭示讲故事的秘诀，更促使我探究人性的奥秘，让我敬仰人的丰功伟绩，也让我惊恐于人的野蛮恶行。

　　这些作家是我最诚挚的良师益友，他们激发了我的使命感。我在他们的书中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希望始终存在；即便只为能阅读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驰骋，此生不枉也。

　　虚构让我们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

　　我有时也扪心自问，在我们那样的国度里，写作是不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奢侈。毕竟那里读者稀缺，穷人和文盲充斥，不公正所在皆是，文化则是少数人的特权。但这种迟疑从未令我的热情窒息，相反，我一直笔耕不辍，即便是在为温饱而奔波几乎占据全部时间的那些岁月里亦是如此。

　　我相信我做对了，因为如果文学之花只能绽放在高度文化发达且自由、昌盛、公正的社会里，那么它断不会出现。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文学的存在，由于它所形成的良知，由于它带给人们的希望和憧憬，也由于我们在进行一次美丽的幻想之旅后回到现实时的失落，正是由于这一切，比起过去的时代，比起当初那些讲故事的先辈们试图通过寓言使生活多一些人道的时代，如今的文明才得以少一些残忍。

　　如果没有我们读过的那些佳作，我们一定会大不如现在；我们会多一些妥协，少一些躁动和倔强，甚至丧失批判精神，而后者才是进步的动力。一如写作，阅读也是对生活之匮乏的一种抗议。在虚构中寻找弥补阙如的人一定会说，其实何须言之，何须意识到这一点此等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远不足以满足我们对终极理想，人类生存之根本的渴望，生活本该更加美好才对。

　　我们之所以创造了虚构，正是为了在某种意义上体会到我们渴望拥有的那许多别样的生活，因为往往我们甚至连其中之一种也无法完整拥有。

　　如果没有虚构，我们将很难意识到能够让生活得以维持的自由的重要性；我们也很难意识到，生活被暴君、被意识形态、被宗教践踏而变成了地狱。如果有谁不相信文学除了能够让我们置身美丽和幸福的梦想，还能警告我们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那么就请他问问自己，为何所有企图从襁褓到坟墓完全控制住公民的政权都如此惧怕文学，为何他们都要采取监督和压制的手段？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任由想象在书中自由驰骋的危险，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读者将使虚构成为可能的自由、在虚构中实践着的自由，与现实世界中潜在的蒙昧与惧怕作一比较，虚构就会激发人的反叛情绪。不管其本意如何，也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作家在编织故事的同时也宣扬了不满。

　　他们告诉大家世界是糟糕的，幻想中的生活远比日常的生活更为多姿多彩。倘若这种思想扎根于民众的意识，民众就会变得难以操纵，难以让他们再相信生活在棍棒、检察官和狱卒中间更安全，更舒适的谎言。

　　好的文学为人与人之间搭建桥梁。它让我们享受，让我们痛苦，也让我们惊诧；它跨越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和偏见的障碍，将我们紧紧相连。

　　当白鲸将亚哈船长葬身大海时，无论是东京、利马还是廷巴克图的读者无不会为之动容，当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宁娜扑向呼啸的火车，于连·索莱尔走上断头台，《南方》中城市通胡安·达尔曼（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南方》中人物）走出潘帕斯草原上那间小酒馆去坦然面对挑衅者手中的匕首，当发觉住在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乡科马拉的居民全都是死人的时候，每个读者都会感到同样的战栗，无论他信奉的是佛陀、孔子、基督还是安拉，或是个不可知论者，无论他穿的是麻衫、西装、长袍、和服还是灯笼裤。

　　文学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建立手足之情，消除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愚蠢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竖起的分界。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恐惧，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惧则来自那些狂热分子，那些制造自杀性袭击的恐怖主义者。他们抱着陈腐的观点，认为杀戮可以换来天堂，无辜人的鲜血可以洗清集体的耻辱，可以匡扶正义，将真理强加到错误的信仰之上。

　　那种美好的生活，我们唯有通过想象、描写和阅读，才能过上一遭。我们必须直面那些狂热的杀人犯，必须捍卫我们梦想的权利，捍卫将我们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权利。

　　正如许多同代作家，我年轻时曾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曾相信社会主义是消除剥削和社会不公的途径，当时这二者在我们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愈演愈烈。

　　我对中央集权和集体主义的失望以及转向民主和自由的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民主和自由是我现在所努力追求的，我的转变最终得以完成是由于一系列事件。更多亏了像雷蒙·阿隆（法国思想家，1905—1983）、让·弗朗斯瓦·勒韦尔（法国学者，1924—）、以赛亚·柏林、卡尔·波普尔（奥地利学者，1902—1986）等思想家，是他们让我重新评价民主文化和开放社会。

　　我憎恶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

　　我居住在西班牙土地上的那些岁月里，七十年代初在可爱的巴塞罗那度过的五年时光可谓历历在目。那时，佛朗哥独裁政权尚存，枪杀还在继续，但已是强弩之末，尤其是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已经难以为继。书报审查制度已经无法填堵不断出现的裂缝和空隙，西班牙社会开始吸收新的观点、书籍、思潮、艺术价值和形式，而这些在之前都会因其颠覆性而遭到禁止的。

　　开放之初，没有一个城市像巴塞罗那那样紧紧把握机会，对一切思想和创作都满怀激情。那里变成了西班牙的文化首都，变成了一个可以率先呼吸到未来自由气息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那里也是拉丁美洲的文化首都。大批来自拉美各国的画家、作家、出版人、艺术家都聚居在那里，或者进进出出。

　　谁要是想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诗人、小说家、画家、作曲家，就应该待在那里。对我来说，那些岁月是难以忘怀的，是同志之情、友情、共同谋划事业、智识成果大丰收的时代。和以前的巴黎一样，那时的巴塞罗那也是一座巴别塔，是世界主义的、包罗万象的大都市。

　　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是激动人心的；在那里，内战以来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作家首次相聚在一起，结成兄弟，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共同传统的主人，在一个共同的事业和信念中结成联盟，那就是：独裁即将灭亡；在一个民主的西班牙，文化将成为主角。

　　虽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西班牙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却是现代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它验证了这样一个奇迹：理智与理性占据上风，敌对的政治力量为了顾全大局而停歇纷争，发生了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奇迹。西班牙由极权到自由，由落后到繁荣，从一个充斥着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第三世界国家擢升为一个由中产阶级主导的中等国家，并在短时间内融入了欧洲，采用了民主文化。

　　这一切都令整个世界赞赏，加速了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一切，甚至置身其中，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激动人心并且深受其益的经历。但愿那些民族主义者不要破坏这段幸福的历史，毕竟民族主义是现代世界，也是西班牙难以治愈的创伤。

　　我憎恶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狭隘的、短视的、排他的意识形态。或曰宗教，它缩小了心智视野，孕育着种族偏见，将偶然的出生地环境转化为至高无上的价值、道德乃至本体论的特权。民族主义和宗教一起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大屠杀，如两次世界大战，当前血腥的中东战争等等。正是拜民族主义所赐，拉丁美洲变成了又一个巴尔干，被愚蠢的斗争和倾轧弄得腥风血雨、乌烟瘴气，将巨大的资源浪费于购买武器，而不是建造学校、图书馆和医院。

　　祖国并不只是国旗和国歌，并不只是对那些标志性英雄的绝对颂扬，而是一小块土地、一小群人，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将我们的记忆涂上悲伤的色彩；她还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告诉我们，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永远都有那么一个我们可以回归的家。

　　文学是一种抗议和反叛的方式

　　于是，文学不再只是一个游戏了。它变成了一种抵御不幸的方式，一种抗议的方式，一种反叛的方式，一种逃避不堪忍受之重负的方式；它变成了我活着的理由。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每当我觉得消沉或者压抑，每当我徘徊在绝望的边缘，我便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来。它犹如一盏明灯，指引人走出地道；又像是一块救生板，将落海的人带回岸边。

　　文学是对生活的一种虚假的再现，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在这座我们出生、穿越、死亡的迷宫之中引领我们。当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遭受不幸和挫折时，文学是我们的抚慰。

　　文明会逐渐让我们更富有人性，会带领我发现独立个体的存在，让个体慢慢脱离部落；文明会将我们引向科学，艺术，法律，自由；文明会带领我们探索自然的奥秘，人体的奥秘，太空的奥秘，让我们在星空中旅行。那一个故事、寓言、神话、传奇像一首首崭新的乐曲回荡在听众的耳际，而这些听众正处在一个充满未知、危机四伏的神秘世界。

　　对于惊慌失措的他们来说，那一个个故事就仿佛一次次清凉的沐浴，让他们那时刻担心谁存谁亡的灵魂在那样一个仅仅意味着吃饭、藏身、杀戮、通奸的生存环境中得以小憩片刻。他们受到讲故事人的感召，学会了集体梦想，并一起分享梦想。

　　自此，他们不再被束缚于水车般周而复始的求生法则，摆脱了粗笨劳作的漩涡，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梦想，变成了愉悦和幻想，变成了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计划：打破桎梏，改变，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为平息幻想生活给内心带来的期望和野心而奋斗，为平息那颗渴望弄明白周遭神秘的一切的好奇之心而奋斗。

　　文字的产生，使这个从未间断的奋斗过程变得更加多姿多彩。故事可以听，还可以读，文学赋予了故事永恒的生命。正因如此，我们应当不断地向后代重复这一点，直到说服他们为止，那便是：虚构绝不只是一种消遣，也不只是一种让感觉变得敏锐、唤醒批判精神的心智操练。

　　虚构是让文明得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人性之精神得以常新、得以长久地留存于我们内心的必要条件；虚构也是让我们不至退回到无法沟通的野蛮状态的必要条件，是让生活不至简化到专业人士的实用主义的必要条件，那些专业人士能够深刻地看清事物，却看不到其周边环境及其前因后果；虚构还是让我们不至沦为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机器的佣人和奴隶的必要条件。

　　因为，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愿望、没有理想、没有胆量挑战权威的世界，将是一个机器人的世界，因为人被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走出自我的能力，用梦想的黏土将自己塑造为另一个人甚至是另一些人的能力。

　　从岩洞到摩天大楼，从棍棒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原始部落每日周而复始的生活到全球化时代，文学的虚构使人类的经验变得丰富多彩，使我们不至于沉迷、昏睡于封闭和无奈的世界。

　　由于有了文学，我们得以将虚构生活融入现实生活，我们得以成为真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各种伟大冒险和伟大激情的主角。没有什么比这种虚构的生活更能播撒躁动的种子，没有什么比这种虚构的生活更能激发想象和憧憬。通过我们，通过我们这些被憧憬所感染、所改变的读者，通过对平庸的现实永远保持质疑的虚构作品，文学的“谎言”变成现实。

　　这就像一个幻术，我们幻想拥有自己阙如的东西，我们幻想成为我们所不是的他者，我们幻想到达那个不可能的存在，在那里，就像异教的神祇一样，我们感觉自己既是肉身凡胎，又是永生不灭的。

　　文学将不屈和叛逆注入我们的灵魂，它们成就了那些旨在减少人间暴力的丰功伟绩。减少暴力，并不是消除暴力，因为我们的故事注定没有终结，这也是我们的幸运。因此，我们要继续梦想、阅读和写作，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抚慰短暂人生、击溃时间侵蚀、变不可能为可能的最有效的方式。

　　来源：Domino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