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敢于用暂停经济的极端方法，来抗击新冠病毒呢？原来，在53年前，我们经历过惨痛至极的教训……
前几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感谢中国的话，登上了微博热搜。
“根据世卫组织（专家）前往中国后提供的信息，从2月初以来，中国新冠肺炎病例数量开始下降，我希望这个形势能持续下去。“同时，我衷心感谢，所有正在承受着日常生活上的不便、放弃了很多享乐的中国人民，这是他们为了遏制病毒传播所作出的牺牲，是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一时间无数网友留言，感激着国际的认可，也为形势的转变自豪。这个春节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城市封锁，小区隔离，广播宣传，用牙签按电梯，收快递如特务接头。但好在，一切都值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敢于用暂停经济的极端方法，来抗击新冠病毒呢？昨天，偶然在群中看到一个视频，看完后恍然找到了答案。原来在53年前，我们经历过惨痛至极的教训！“1967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爆发流行，有人得了以后，啪一下在火车上就带着全国各处都是了，越传越多。当时发生了300多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这个视频，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记者的采访。如果不是讲述者德高望重，真的不敢相信其中的内容。问了几个微信上的朋友，也没有一个知情的。16万人死亡，300多万人感染，而当时的中国只有7.5亿人，大家竟然都没有听过。
要知道，即使是汶川地震，有69227人死亡，还不到当年疫情的一半。17年前全民皆兵的SARS事件，内地死亡349例。现在的新冠病毒，也完全无法和它相比。但这场特大疫情，仿佛从空间的罅隙掉到了外太空，无声无息。
索尔仁尼琴说：“总盯着过去，你会瞎掉一只眼；然而忘却历史，你会双目失明。”染上流脑之后，患者会出现发热，头痛、呕吐、皮肤瘀点等症状。若治疗不彻底或治疗较晚，可能引发瘫痪、失明、耳聋、智力、精神异常等后遗症。中共建政以后，先后发生过4次流脑疫情，但1966—1967年的疫情最为严重。有多严重呢，光看全国的数据有些冰冷，我们挑选几个地方的来说。为了控制流脑的蔓延，辽宁省成立了防病指挥部。在1967年有51931人染病，死亡3013人，病死率为5.80%。广东省更加骇人，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上旬，感染者有51834人，死亡3394人。等到3月15日再次统计时，患病人数竟然升到了195745人，死亡10770人，病死率为5.50%。也就是说，仅广东一省，就是现在全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的两倍多。死亡人数更加残忍，是新冠病毒的3.69倍。面对着这么严重的疫情，当年也是谣言满天飞。现在许多人认为喝酒能预防病毒，而当年传的是吸烟能预防流脑。有一些小孩因此偷父亲的烟抽，被逮到后一顿狠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就是那次疫情的亲历者。他在1967年正月初五的时候发烧，父母发现他生病后，冒着东北零下30度的严寒，天色未明时就带他去医院。幸亏父母警觉性高，他患上了流脑，医生直接说：“这孩子再晚来20分钟就没命了。”住院第三天他才醒过来，后来成功治愈，而且没有留下后遗症。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幸运，有个昵称为“亮”的微信网友讲述了自己的邻居。由于流脑后遗症，他的智力一直停留在3岁，从小到大备受欺侮，现在已经满头白发了。当时的人们谈病色变，一些晚上好端端的人，第二天就用白布盖着抬走了。而且是经常如此，隔三岔五就有人倒下。这种恐惧，大概就相当于，你楼上楼下的邻居，全部被确诊为新冠病毒。为什么当年的流脑疫情这么严重呢？一方面是因为卫生条件和防控措施差，另一方面是因为风靡全国的大串连。1966年8月，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上百万红卫兵。有些北京的红卫兵跑到全国各地宣传，成为了“大串连”的先锋队。外地的师生代表也纷纷前往北京学习，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毛主席先后接见了8次红卫兵，共计1100万人。
北京的师生往外地跑，外地的师生赴北京学，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人口集中大流动。延安、瑞金、井冈山等革命老区，也成为了他们向往的圣地。为了更好地串连，当时车船票一律免费，各地还为红卫兵设立了“联络站”和“接待站”。火车成为了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由于人数太多，往往超载数倍。
原本一节车厢运载百人，但那时能塞四五百人。行李架上坐着人，椅子底下也有人，甚至连厕所都挤满了人。几百号人就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般挤在一起，连空气都变得浑浊。在这样的环境里，别说是病毒了，就算是小小的感冒，也可能传染一群人。
根据医学上的定义：“流脑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化脓性炎症，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冬春季节为流行高峰期，会通过呼吸道、血液、接触、虫媒、消化道等几种方式进行传播。”而那次疫情正爆发于冬天。1966年11月17日，广东省阳春县潭水中学的一名学生，在北上“串连”返校归家后发病，成为了当年疫情的第一例流脑病人。由于举国师生奔走串连，从这名学生开始，流脑迅速从南向北蔓延。在传播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挡。
如同新冠病毒一样，流脑也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但当时的国人缺少防疫知识，情绪激昂的学生们又总是聚在一起，往往汇聚成声势浩大的队伍。于是，这次流脑疫情成长为前所未有的“怪兽”，将触手伸到了300多万人的身体中。大串连不仅使流感疫情肆虐，也严重影响了当时的交通和经济。种种危情，使周总理心急如焚，建议立即停止大串连。毛主席同意暂停，然后取消了免费的交通，又规定停止长途步行串连。等到1967年3月10日时，正式取消了大串连活动。凡事都存在惯性，有部分学生仍然自发地游荡串连。但多数人停下了脚步。人口流动的减少，大幅降低了流脑的蔓延。
与此同时，周总理对疫情忧心忡忡，他立即找到了一批专业人才，建立了“流脑”防治专业机构，开展全国的防疫工作。接下来的四步，你一定无比熟悉：宣传知识，药物防治，全面消毒，限制流动，跟预防新冠病毒极为相似。
比如让大家明白流脑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佩戴口罩比吃药的预防效果更好。这估计是国民第一次大规模地佩戴口罩，可惜当时的口罩严重不足。还有些地方就像河南的村庄一样硬核，他们把守在村口检疫，严禁外来人员进入，有事在村口接洽。由于流脑主要感染青少年，所以青少年严禁出村。在一番大刀阔斧地整顿下，流脑疫情终于不再嚣张，感染人数快速下降。
这次极其惨重的疫情，也让国家认识到了不足，开始重视流脑疫苗的研发。在经过数年的研究后，终于在1974 年研制出A群菌苗，有效保护86%～92%的人群。在后来的不断改进下，流脑的防治工作越做越好。从1967年的403/10万，降到了2011年的0. 022/10万。安徽日报曾经在2017年发布过一段数据：“以流脑为例，1967年我省报告病例有25万之多，约有一万多个孩子死于该病。而2016年，全省仅报告3例病例。”时至今日，流脑已经成为了极其罕见的病症。我们终于战胜了它！明镜照形
当年的流脑疫情，就像铁钩沉入了海底。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渐渐地生满了锈迹。如果我们以前知道这个案例，那么在面对新冠病毒的时候，会不会多一些谨慎呢？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董宗祈、张定宇、王辰等，一个个让人敬畏的名字，一段段感人肺腑的故事。他们就像雄鹰盘旋于阴风阵阵的山谷，又如蓝鲸遨游于恶浪滚滚的大海。这些壮丽的身影，提醒着我们什么是义无反顾的勇敢。每一个普通的国民，也在壮士断腕的政策下，像水滴般凝聚成了盾牌，抵挡着咆哮狰狞的病毒。
所有国民一起，上演了抗疫大剧：志容千山，心存感激，砥砺前行，上下一心，才渐渐把病毒赶到了笼子里。
雨果曾经说：“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很多时候，我们感觉离唐朝很近，离五代很远，但五代明明在唐朝后面。因为在记忆中并不存在什么距离，只有在遗忘之中才有鸿沟。遗忘是可耻的背叛，避免重蹈覆辙最好的方法，就是铭记历史，诚心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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