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作家方方走红：敢说真话，时代的一剂良药

这是方方在她的新作《是无等等》每一部的开头，都用过的一句话，几乎是相同的词句，蕴藉深远。

她以此隐喻小说中特定的情境，但她没有想到的是，文学作品中着力渲染的氛围，有一天，会成为她生活的城市——武汉——的真实写照。

她更没想到，关于这场灾难的书写，会将她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但有的书写无非逝川之水，有的则会成为历史的铭文。

疫情发生后的最初几日，惊惧与不安、焦灼与痛楚相交织，方方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很多人一样，经受着巨大的精神煎熬。

写小说是方方擅长的，但大灾来临时，与其让“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的艺术手段去“曲线”映射生活，不如用更贴近的日记来直面现实，反映现实。

因此，从正月初一开始，方方通过“日记”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方方“日记”微博截图

于是，那些宏大数据下不为人知的细节，那些在模糊影像下残存的清晰，那些被喧哗掩盖的哭泣，那些在这场抗疫中最恳切的声音，得以被看到，被听到。

在”最难熬的那段日子，她写道：“我们唯一的事，只能把这一切都扛下来。以前，我曾经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其后，在日记中，她追问过真相：“人们喜欢用沉默是金，表达自己的深刻。但这一次的沉默，是什么？我们是否还会面临同样的沉默？”

她也曾和记者表达过对一些特殊群体的担忧：“成年人，理智一点还算好，那些家庭有孩子的，或是有其他非新冠肺炎疾病的，那些必须时时用药的慢性病人，如白血病患者需透析的，还有那些被堵在城外的五百万回不了城的人的日子都很艰难，他们都在为疫情付出代价。”

面对疫情有朝一日的终结，她充满了悲悯：

“当有一天武汉‘解封'会数家欢喜数家悲伤，没有得病的市民大都会很高兴，毕竟自由了，但那些病亡家属，必然格外悲伤，灯火万家，独少一人。这种家破人亡的痛感只有自己知道。”

人类的悲欢哪会相通呢？除非你也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是王维笔下兄弟相隔异地，佳节不得相见的思念，而“灯火万家，独少一人”这是兄弟、夫妻、母子阴阳相隔，永生不得见的怆痛。

在这些日记中，她不只是做一个言之切切的“敲钟人”，面对疫情的渐趋好转，感人故事的发生，和一些问题的改善，她也都欣慰地做着忠实的记录。

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她的笔下有了难得的亮色：

“一个小伙子住进方舱，跟邻床的爹爹熟了。爹爹听说他没有对象，忙给他介绍了一个。那个女孩子也在方舱里。于是两个人准备开始交往。段子手说，这叫‘方舱爱情故事’。这是今天听到的最暖心故事。今日过节，我们需要温暖。”

2月16日，她写道：

“早期的混乱，已经结束。 据我所知，已经有专家们在草拟给冠性肺炎死者及家属更多人文关怀和尊重的报告。

这世道，之所以还让我抱有期待，是看到仍然有这些善良而理性的人在为之努力和忙碌。”

对于隔离的建议，对于逝者信息的留存，对边缘人群的帮助，对于医护人员的相关保护，等等，与疫情相关的种种，都成了她关注的焦点。

▲武汉街区

因此，在痛心疾首之外，才有了她的诸多殷殷献言。

她说，“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车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强大，军队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艺术多高明，更不是看你开会多豪华，焰火多绚烂，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

18年前，中央电视台拍了一部《一个人和一座城》的纪录片，方方走到镜头前讲述自己的第二故乡，她打趣地说用武汉方言是无法表达“我爱你”的。

“我爱你”这三个字，皆被她力透纸背地写在作品里。一系列以武汉为背景的小说，其实都是她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

▲武大樱花

方方曾在记录片中为武汉写过撰稿词：

“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却只熟悉它。就仿佛许多的人向你走来，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张脸笑盈盈地对着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这张脸就是武汉。”

▲武汉古琴台

“古诗云，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武汉就是我的敬亭山。”

 方方说过的这句话，也许可以成为她写那些日记的注脚之一。

方方1955年出生于南京，曾外祖父杨赓笙是国民党元老，外祖父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伯祖父汪辟疆是一代国学宗师，父亲则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

▲方方的曾外祖父杨赓笙先生

堪称“名门之后”的方方，并没有产生任何的优越感，但自少及长，“风骨”始终是其徽记。

方方2岁时举家搬迁到了武汉。从此，她在武汉这个被称作“九省通衢”的地方牢牢地扎下根。其后，她与这座城市休戚与共，她的一生都和武汉有了千丝万缕的牵绊。

方方的父亲去世早，哥哥们都在外地，家里的重担自然落在方方的肩上。

1974年高中毕业后，没上大学前，为了养家糊口，方方瞒着母亲当了4年的装卸工。

装卸工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需要拉板车，扛大包，付出的不仅仅是体力和血汗，还有在一群男人中，她作为一个“异类”存在时，要承担被怪诞或怜悯的目光打量，被周遭的人误解甚至鄙视的难堪。

▲方方

多年后，她回忆那段经历仍感慨万千：

“当年我是从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中突然被扔进社会的底层，感官上是很受刺激的。这4年，相当于上了一轮大学——社会的大学。这和下去深入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从此后，便总觉得自己与底层百姓有一种血肉相联的关系。现在虽然来往的人群已经完全变了，但只要在生活，总归你能看到很多劳动的人民在为生存而奋斗——像我年轻时一样。”

被生活粗糙的颗粒磨砺过，负重的脊背被压弯过，因此，那些年，连同筋骨一起强健起来的，还有她的意志。

4年后，她考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

早年写小说稿费很低，那时的方方经常捉襟见肘，在湖北电视台做编辑的她曾给一些电视剧做“枪手”以维生：“不署名，很多电视剧都有参与。”

著名导演高群书就曾找到方方，让她去采访一些死刑犯。面对这个特殊群体，最开始，她也是有一些抵触情绪的，但最后心一横，还是去了。

于是，在20天之内，方方和13个死刑犯进行了对话与交流。

后来，她的声音、采访，以及她搜集的素材都被用在了电视剧中。

而这些珍贵的素材，在方方成为一名作家后，被她融汇在创作的作品中，这就有了她的《奔跑的火光》《闭上眼睛就是天黑》等小说。

1987年，方方以中篇小说《风景》一鸣惊人，不但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还被评论界誉为拉开了“新写实主义”的序幕。

此后，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埋伏》《落日》《乌泥湖年谱》等相继出版。

因为年轻时与最底层的工人有过在一起摸爬滚打的经历，所以，底层人的酸甜苦辣，老百姓的悲欢离合，对她而言，是熟悉的也是让她无限同情的，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来写他们，让这些世人很少了解的群体被关照，按照她的话来讲：“使命感是去不掉的。”

因此，她的笔触关注和聚焦的更多的是那些辗转于历史事件和生活窘境中的人，那些鲜活的，或卑微或无措、或挣扎不已或顺流而下的众生相，以及那些被现实倾轧，遭命运裹挟的人。

譬如在《风景》这部小说里，方方描绘的是以汉口的贫民区——河南棚子——为背景，一群逃荒者后代的艰难生活。

小说中有段描写令人心生戚戚：

“二哥站在坟边，望着满山青枝绿叶黑坟白碑，心里陡生凄惶苍凉之感。生似蝼蚁，死如尘埃。这是包括他在内的多少生灵的写照呢？一个活人与一个死者之间又有多大的差距呢？”

活者之艰，甚至消弭了生与死的界限，怎不令人痛彻心扉呢？

再比如她的《万箭穿心》 ，书写了一位女性的不幸遭遇，再现了一个小人物支离破碎、万箭穿心的精神世界。根据她的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于2012年上映，在豆瓣获得了8.6分的高分。

而她写于2013年的作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则讲述了一个“蚁族”艰辛奋斗的悲剧故事。她笔下的涂自强苦苦奋斗了一辈子，到头来“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在这部书的封面上写着：“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大家都是涂自强。”

很多人都能在主人公涂自强的镜像中看到自己际遇的折射。因此，她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命运共同体下的每个人。

除了写小人物，方方也致力于洞察生活的荒谬和人性的残缺，写知识分子理想的幻灭与坚守，探寻女性的悲剧之源......

在她的小说中，很少有英雄主义的壮怀激烈，也鲜有浪漫主义的唯美表达，有的只是泥沙俱下，有的只是烟火缭绕，以及老百姓为了生存而付出的辛劳与汗水，热血甚至生命。

40多年来，方方倾心于文学创作。但她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一心面壁的苦行僧，更不会将写作当成一块封官进爵的“敲门砖”：“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坚持为自己的内心写作。文学几千年来之所以有魅力，就是因为有许多作家按照自己的心灵去写作。”

2015年，方方实名揭露文坛黑幕，并公开表示“大不了不当作协主席”。甚至受到人身攻击和威胁时，她也没有退却。

当大多数人都心安理得地明哲保身时，她始终是一个敢怒敢言的表达者。

文过饰非的事情，她做不来；虽“白沙在涅”，却并不肯“与之俱黑”。

与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相比，她宁愿做一个“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愚者”。

这些年她的称谓在不断改变，但她始终强调“我本身还是一个作家” 。

也许，更令她自豪的评价，应该是：这是一个有风骨的作家。

俞敏洪在《在人生的更高处相见》中讲：“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永远把精神的丰富与独立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他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但人间烟火只是他们通向更高精神的必经之路。”

有人说，“如果人类无法感知物伤其类的切肤之痛，那么，我们作为人类活着的意义，将被彻底否定。”

她无意成为一个战士，但特殊时期的生活与现实把她衬托得像一个孤胆勇士。

歌者的歌，武士的剑，文人的笔，总该物当其用，但长啸的不能成为颂扬，凛冽的不能锈钝，端直的不能扭曲。

“君子佩玉，小人藏刀”。这一个月以来，当方方的日记在网上开始被更多的人拥戴和传播时，有人却阴阳怪气地说方方矫情，甚至指斥她散布的都是负面情绪。

无原则地将悲歌写成赞歌，这是她的底线不允许的事情。她只是在力所能及地呈现最底层的原生态，将被虚化的事实，被遮蔽的真相呈之众人面前。

字陈其义，文尽其情：有体察，有悲悯，有担当，有召唤。

一个作家对她的城市和国家的爱，无非就体现在那些看似平静，却充满隐忧的文字中，那些无能为力，却又不乏中肯与警醒的叙述里。

“文学固然消灭不了病疫，但写作的人必须有态度、有高度、有温度。”

在任何一场灾难背后，如果没有倾听和反思，没有修正和改进，那么，历史便会一次次重蹈覆辙。

这也正像《中国青年报》曾公开表明的态度：

“一个批评者，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意义重大。他可以帮助警惕或规避可能存在的政策失误，也能抵消因为意见过于趋同而导致的独断和冒进。甚至，这样一个批评者能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明的评判标准。”

中青报甚至大声疾呼：“不要把批评者变成敌人。”

让常识让位于常识，让事实还原为事实，是这个世间应有的秩序。

对于她热爱的父母之邦，对于和她同呼吸共命运的父老乡亲，她只是一个心怀忧患，满含热泪的儿女。

褪去作家良知的外衣，这也许是她唯一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