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闭门读邓选 字字珠玑启心田

都说古代读书人的一大雅趣，是雪夜闭门读禁书。春节过后，本应到了上班时间，但疫情解禁的等待还在焦灼之中。

　　闲来无事，本着学习是人生的第一要务，回想中国四十余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就想起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于是决定再好好读读《邓小平文选》。静心读之，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邓小平年幼接受过四书五经的国学教育，年轻负芨德法洋墨水没有少喝，更是在莫斯科取过马列真经。但你读《邓小平文选》中的每一句话，既无华丽的词藻，也绝无名句典故，更不会引用权威之语给自己壮胆。但细细读来，可谓字字珠玑。

　　在朴实的文风里，你会看到他的坦诚，他知道自己是革命家，是领导人物，又不是科班的读书人，何必纠结于自己的学历和阅读面。他有一句很好的总结是：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

　　《邓小平文选》共三卷，收录了他一生的重要著作、讲话谈话。三卷形成一个整体，特别是第二卷到第三卷，展现了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的历史全貌，集中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华。

　　在文选中，有耳熟能详的经典著作，如《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南方谈话《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有一些文章，也许称不上经典，但只要看一眼标题，就会让人眼睛一亮，灵魂里冒出一阵热气。一个标题，就是一个闪光的观点，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这些文章，诸如《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政治上发展民主 经济上实行改革》、《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拿事实来说话》、《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一个时代的进步，思想的解放是进步的先声。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就是西方近代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它把人从神的信仰中解放出来，把科学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类的世俗生活开始洋溢着自由快乐的烟火气。

　　中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也是从解放思想入手。经历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洗礼，邓小平在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此文中，邓小平对思想僵化、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痛心疾首。并且对思想僵化进行了具体描述。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那么思想僵化怎么破除呢？邓小平认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批评了一种现象，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实行的过程中，“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那么怎么为民主创造条件呢？邓小平说：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针对群众的批评意见，邓小平语重心长的说：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

　　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

　　解放思想，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邓小平处处倡导“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氛围。可谓用心良苦。但氛围总是人为制造的，只有用制度，才能建立起“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法制保障。他郑重地说：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走出十年文革，邓小平将反思的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发表了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问题进行批评分析，指出主要五大弊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他批评官僚主义，不仅批评了官僚主义现象的表现，也分析了形成的原因。其中病根有两个。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

　　其次，邓小平批评了权力过分集中现象。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

　　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再次邓小平批评了家长制作风。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最后邓小平对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提出批评建议。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

　　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邓小平针对特权现象，也不讳疾忌医，批评起来更是针针见血。

　　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

　　邓小平在陈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存在的弊端后，进一步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特别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邓小平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他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启动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事业，带领中国走出贫穷落后的桎梏，甚至给予今人批评他的自由。

　　他的包容、开放和大度，他的勇气、担当和责任，泽被当代惠及后人。他的思想在今天依然熠熠发光。

曹习华 曹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