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隐瞒—武汉围城中的经济学

本文在开写的时候，武汉疫情似乎还没那么严重，在写作的过程中，情况每天都愈发严峻。每次写作都需要修改一些地方，所以拖到今天才完稿。但整体并未调整，开篇部分比较轻松，越往后情绪越凝重。

　　我已经尽力规避敏感，但这篇文章如果有人举报，逃不过被封的命运。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轻点一下在看，让更多人了解现代经济学理论会如何评价这场灾祸。

　　前言

　　提起经济学好多人就觉得是砖家叫兽们的忽悠，至少也觉得这玩意都是国家大事，和普通人无关。这样的看法都是对经济学的误解，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科，在某些角度和心理学到有些相仿。用经济学聊聊武汉围城中的众生相，看看是不是有点启发。

　　所有高级生物无时无刻都在做出选择，是睡觉还是打猎，是找对象还是抢地盘，是咬屁股还是咬喉咙。选对了自然心满意足，选错了轻则饿肚皮，重则小命呜呼DNA失传。

　　作为最高级的生物，人也不例外，每天要做出无数次选择。不过与其他动物不同，除了本能之外，人在做选择的时要调集知识和所见所闻，综合权衡利害关系，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作出选择。

　　做选择，在经济学中叫“权衡取舍”，是一条重要的基本原理。而分析利弊，在经济学中叫“机会成本”，是一条更重要的原理，机会成本是指做出一个选择时，被放弃选项会带来的好处。

　　人在算计利弊的时候，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好处的选项，也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这是第三条重要的原理“激励”。

　　如果有点没明白，就倒回去再看一遍。“权衡取舍—机会成本—激励”，十个字是经济学十大原理中的三条。如果看明白了，恭喜你迈入了经济学的大门。

　　武汉疫情中，所有当局者都在做着选择。很多事情看似理所应当，但当事者却会做出匪夷所思的选择，旁观者大呼小叫不明就里。但如果把人们做决策的三条经济学原理想明白，当局者的选择就没那么奇怪了。

　　1、迟钝的疫情反应

　　新冠状病毒肺炎首先出现在医院，不同的医院对身份不一样的患者会选择推掉或者接受。本文不讨论医院的决策，因为收治患者的医院必然会上报疫情，、收治病患不会受到惩罚，隐瞒不报待疫情扩散会受到严重惩罚，医院并没有瞒报的动机。

　　疾病管理部门则要酌情处理，三五个患者未必会上报，但会责令医院密切关注。若是虚惊一场打扰领导，会留下不稳重的印象。但如果数家医院上报病情，他们会抖擞精神上报领导。好不容易有事情可做，汇报的严重点都无妨。在现实中，这个环境更加复杂，领导的风格、和领导之间的关系都会产生影响，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殍。

　　信息上达市领导，才传导到第一个决策环节。他们要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公开疫情有利于防控，但容易造成社会恐慌；隐瞒疫情不利于防控，但民众情绪会较为稳定，”防控是目的，公开疫情是必选项，如何公开是领导要做的决策。

　　正值春节前夕，马上公开有引发社会恐慌的可能，且不说来不及组织防疫力量，千万级大城市生活资料的准备也不是旦夕之事，所以很难下决心及时公开消息。尤其是大环境稳定为主，如果导致混乱，必被追责。不难想象，命令是：“稳定为主，外松内紧。医院和社区工作者枕戈待旦，社会运转照常进行。”

　　所有的决策都是信息处理的结果，信息量和信息解读决定了决策是否恰当。领导层的信息量应该是准确和充足的，但是信息解读出现了问题。这源于中国的权威文化，中国人只要当上领导，瞬间就会变的全知全能，请教下属是能力不足的表现，轻则被人指指点点，重则权威尽失。

　　面对需要专业能力处置的疫情，不具备专业能力的领导才有资格做决策，而具备专业能力的防疫专家可能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专家是领导，决策者绝不会屈尊降贵请教专家，专家主动献计献策还要考虑会不会有损自身形象，不够谦卑的专家未必有资格见得到领导。

　　03年的非典锻炼出一批有经验的专家，不过在疫情公开前，专家和普通人一样只有偶尔走漏的信息。所以从查封华南海鲜市场到抓捕散谣者，再到万人家宴和领导参加晚会，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在实在捂不住疫情之前，没有专家能进入决策层。

　　政治正确压倒一切，甚至到了今天，只有国家指定的专家钟南山才能进入决策层；而同样有经验的管轶一片热诚，却在武汉遭受冷遇，以至于被许多国人冷嘲热讽；热诚的境外专家更是被礼貌的婉拒，好像直到今天才允许境外科学家参与防疫。

　　2、到处乱跑的疑似患者

　　疫情中很多现象看似偶然，实际都有前因后果。旁观群众最惊讶的是疫情才出现时，许多疑似患者带病到处跑着玩；武汉大街小巷、地铁公交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万人家宴和谐快乐，看不出半点忧虑。正如鲁迅所言：敢于直面惨淡的新型肺炎才是真正的武汉人。

　　人皆畏死，面对疾病、痛苦、贫穷和死亡谁也无法淡然。疫情下武汉人如此淡定并非无畏，而是无知。这里所谓的无知不是指没有知识，而是对疫情一无所知。

　　没掌握全部信息的人很难做出恰当的选择，当局做出稳定为主的决定时，普通人就注定无法收到全部信息。市民看到的官方消息大体是可防可控，问题不大。既然问题不大，花了许多钱买的机票为什么要浪费？既然只有几个病人，而且没有人传人，戴口罩是深井冰咧。

　　所以批评那些无畏疫情的人没有道理，市民没有防护登上地铁时，是他们仍然相信“可防可控”，封城后的武汉街头顿时陷入混乱，瞬间口罩断货。

　　早些日子有些疑似患者走上街头，甚至逃出医院，他们也是经过一番权衡后才做出这样的选择。例如吃退烧药强行到法国和闺蜜碰面的女士，她应该不是衣食无忧的富人。用了许多积蓄策划的奖赏，她不想因感冒打了水漂，而且自己还会承担所有的损失；还有那些在封城前不顾一切离开武汉的打工者，他们自觉身体无恙，离开武汉风险更小，留下风险才最大；更多无甚积蓄的外地人，唯恐封城走不掉，过了年工作不好找，留下会陷入困窘，还不如早早回家。

　　封城之下的底层老百姓，新年好！

　　武汉底层人现在的生活状况请参考上文（该文章有些观点本人不赞同）

　　人们做出的选择和自己的条件、立场有密切联系。如果去法国的小姐姐亿万身家，有钱有闲，她不会认为退票退宾馆有多大损失。同样，在武汉有房有家，休息半年没有经济压力的中产也不会冒着风险踏上拥挤的火车逃回家乡。

　　想到这里时似乎又能理解领导们了，如果匆匆发布消息，人们不同的物质条件和立场确实会造成混乱。但理解和认同是两码事，能够理解不代表能够认同。疫情在最快速度在全国开花，走向世界，这绝不是正确的处置方式。

　　3、为什么要这么处置

　　如果我们在领导的位子上，对疫情信息的处置可能不会太大差别。说起来奇怪，人们的思想千差万别，对待同样的事儿应该有不一样的判断和选择。但在现实中，相同阶层、相似地位的人做出的决策总是相仿。

　　用经济学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奥妙。经济学认为，人总是利己的，总是会做出对自己有好处的选择。在中国，只有领导才能决定谁能做官，这意味着做官的好处是领导给的，而不是普通人。所以，官员在做决定时，首先考虑能给自己好处的领导，而非普通人。

　　在疫情出现时，官员考虑的是上层如何评价自己，而不是普通人的收益或者损失。对于上层而言，好事越多越好，坏事越少越好，疫病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所以第一反应就是尽量不报、少报。不仅是疫情，一切灾祸都遵循这个规律。

　　正经的经济学家从不相信任何人有足够的道德水平可以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决策，经济学家只相信“激励”，只有方向正确的奖励或惩罚才能鼓励人们做出有利于自己和社会的选择，而错误的激励那怕充满善意，只会导致更大的错误。正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合理的制度才是促进社会发展根本原因，而不是某个人的智慧与正义。

　　如果由普通人决定谁可以做官，那么官员必须考虑更多人的利益，而不是上司的欢心。我们的授官制度与普通人毫无关系，普通人的得失自然不会被官员考虑。回到本节的开头，在这样的制度下，任何一个人身处高位，对疫情的处理都不会有太大差别。决策一定会遵循：“稳定—脸面—舆情—控制”的次序来权衡，普通人的生（死）活、得失根本不在其中。

　　普通武汉人得到的只有“武汉加油”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最终还是武汉人自己在承担一切。

　　4、应该如何处置

　　文章动笔于大年二十九，武汉看起来还比较从容，仅仅一天便进入了恐慌。处处告急，患者云集各大医院，医护人员近乎崩溃。客观来讲，确实是恐慌导致的混乱。官方口径一天一变，民间舆论轻重不一。据说武汉医院积压了超十万人（没有确定数据源），普通感冒、头疼发热的人也都跑去了医院。医院是高危的交叉感染地区，没有防护的普感患者被传概率非常高。

　　绝不能指责武汉人一惊一乍、仓皇失措，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信息偏差导致。官方口径变化无常失去了公信力，至今都没有专家详尽描述普感、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特征。普通人不具备基础知识，不知道该相信谁，惶惶然是正常人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中有一条理论：“新闻自由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

　　阿玛蒂亚·森通过对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1973至1975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70年代时期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饥荒以及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的研究得出这样的观点：“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者和自由媒体，*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

　　这次疫情从起点开始，没人可以随便说话，至今都没有新闻媒体去医院客观采访；电视台每分钟都在欢歌笑语，没有任何频道播放专家对疫病的科普节目；外籍记者被禁止入境，删文章的速度远超写文章的速度。信息匮乏的群众不混乱到奇了怪了。

　　举个例子，好多年轻人返乡后劝老人带上口罩少出门，引发了太多冲突，朋友圈、知乎、贴吧到处都有郁闷的年轻人在发牢骚。这种代际冲突就是信息匮乏的典型反应，每天畅游互联网的年轻人信息量充分，对疫情和预防有大体清楚的认识。而多数老年人上网很少，就是上网，信息接受量也比年轻人少很多，而且信息解读能力也比较弱。在官方口径的导向下，对疫情毫不在乎。如果老年人的信息渠道也充斥着疫情，他们会远比年轻人紧张。

　　疫情反应的代际冲突充分反映了信息的力量，信息自由流动不可避免会产生谣言和危言，但只要信息量足够，多数人的理解力可以分辨出真假。如果堵塞信息流通，那怕是最厉害的专家也没能力从残缺的信息中得到准确结论。

　　现在武汉疫区物料严重匮乏，官僚仍在阻塞信息外传，外界根本无法准确知道武汉的需求。疫情如此汹涌，官僚们首先考虑的仍是自己的官位，并非心慌意乱的武汉人。

　　医院联手将需求发给外界，无数中国人都牵挂着武汉，有万亿人在努力的帮助他们，短短48小时，据我所知就有数个大V在组织物料，足以支撑一家医院的物料。但有人表示，只有统一的采购和调配才能有序救灾，七手八脚的募捐会更加混乱。于是，一小时后武汉将禁止机动车通行，民间自发的募捐通道将被彻底堵死。

　　在这里我很负责任的说一句，人们自发组织的救助确实会导致短时间的混乱，但混乱会很快过去，救灾的主持者会很快整理出次序，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随后可以实现高效运转。自发救助的初始效率不如统一调配，但很快就可以实现高效运转。自发救助会导致混乱是彻底的鬼话，只要信息自由流动，千万武汉人、无数患者和医护人员的需求均有机会满足。14亿中国人，1100万武汉人，一百个帮一个还帮不到吗？

　　道德是要求自己而非要求他人的，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不能指望有道德高尚的人救万民于水火，只能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疫区的同胞。现在最好的行动就是充分了解疾病，寻找可以信赖的渠道尽自己的力量。

　　最后，还请不要指责坐地起价的商人和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就不会有多少人乐意冒险售卖物料，只有利润才能调动工人、售货员以及企业主有动力工作。最好的做法是我们普通人募资去购买适当涨价的物资，帮助灾区早日恢复正常。

患者的理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