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为何严禁师生恋？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12月。

　　上周，北大助理教授冯仁杰，被曝出以欺骗的方式，与近十位女性同时保持性关系。

　　进校任职的第一年（2016年），冯仁杰就说服刚满20岁的14级北大经济学院女学生唐某，离开当时的男友，和他登记结婚。这段婚姻仅持续了两年，但对唐某的精神创伤极大，本有光明前途的顶尖学子，一生的轨迹就此改变。

　　离婚仅2个月，冯仁杰已经与下一位“正宫”建立关系。与此同时，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同时与十多位女性保持密切关系。这些女性几乎都是他以“急于结婚、求介绍相亲”的方式认识（一见面就问对方愿意生几个孩子，是否愿意和他回家见家长），更是被他塑造的真诚木讷的学术精英男形象所骗。

　　仅七夕当天，就给4位“女友”发了520元红包，更是与3位“女友”约会。一旦行程有冲突，就编造“跟领导吃饭”、“写论文”、“听讲座”、“大姨来了”等理由搪塞。

　　本周，又有一位上财副教授钱逢胜，长期言语骚扰一位会计学院女学生，在微信上发送暧昧信息：“可爱的宝宝”、“老师不会嘲笑学生的”、“你长得白，招人喜欢”……

　　趁一个夜晚，钱逢胜将这位学生带上车，开到一个隐蔽处锁起车来实施猥亵。受害人事发后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

　　目前，北大和上财都已快速应对，涉事教授均已被辞退。

　　后台也有粉丝来问：“为什么德高望重的教授，会对学生做出这样的行为？他们不可以用其它方式获取性满足么？”

　　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除了可以回答上面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来回答“为什么心理咨询师不能和患者谈恋爱，如果患者是自愿的呢？”

　　以及，我在纽约上学时曾问过老师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学校要严禁老师跟班上的学生谈恋爱？师生恋不是很浪漫么？”

　　因为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是“性与权力”。

　　要理解这些教授为何偏要从学生身上获取性，首先要从人际关系中互动的两个维度说起。

　　每一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存在互动。你和朋友一起吃饭，你和同事一起工作，你和商贩发生买卖。吃饭、工作、买卖，这些就是人际互动的“内容”。

　　但互动中，除了内容，存在着同样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另外一个维度，即互动发生的“过程”。互动的过程往往比互动的内容更不容易被自身监控和伪装，从而更容易揭露出人的内心来。

　　互动发生的过程，有双方自愿的，也有一方不自愿的。在上文上财教授性骚扰女学生的案例中，他不但获得了互动的内容，即性本身，同时也获得了互动过程带来的快感，即权力（Henriques, 2017）。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临床工作者指出，实质上，性侵犯是源于施暴者对于控制和支配的渴望。通过性暴力将受害者变为权力的客体，从而使施暴者的权力得以施展（Blay, 2017; Yonack, 2017）。

　　韦伯这样定义权力：权力的高低就是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对方的抗拒的影响，向对方贯彻实施自身的意志。显然，教授们在强迫学生的过程中获得的权力快感，是其它自主自愿的性关系中无法获得的。

　　曾经的一位来访者（为保护隐私，具体情节为虚构）有强烈的强暴幻想。Ta在互联网上参与了一个专门描写强暴幻想的论坛，事后又为此感到反复的自责和羞耻。强暴幻想中的快感，来自于“打破了她们原本端庄、清纯、不可侵犯的样子，感受到她们的无力反抗”。

　　我问ta，你会认为ta的抵抗是一种害羞的享受表现么？ta说不，那是一种真实的抗拒甚至厌恶。当然，ta幻想中的快乐也正是来自“自身有权力不顾对方的抗拒贯彻意志”。

　　幻想无罪，幻想和行动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个社会中的确流传着一整套孕育强暴文化的不实的话语。比如，当她说不要不要，其实只是害羞。比如因为享受性的女人都是荡妇，所以拒绝性只是好女人的正常表现而已。再比如，通过征服阴道你可以征服一个女人的心，虽然一开始她们是抗拒的、但接着就会享受起来。

　　我没有做过调查，不了解有多少男性真的相信这一套话语是“符合现实”的。但一定有一些男性心知肚明这并非事实，却不妨碍这套话语的继续流传。而它正成了强暴文化的温床。

　　台湾以“权势性侵”去定义那些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中的“性”（郭晉吾，2017），这包括利用权力使自己在“性”上获益，比如与对方发生性关系，性骚扰对方等。台湾专栏主编Audrey Ko称之为：“以权力狩猎，交换自己性征服的战绩。”

　　这种权力不对等，不一定是“政治/经济权力”，而指代的是更为“广泛”的权力，包括了任何在家庭关系、职场位置、师生关系、年龄差距、不同性别、性知识的丰富程度、社会地位等双方的差异中，所存在的一种权力不平衡，甚至是社会对贞操的要求也在人为制造着一种权力差距（比如发生关系后的女性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

　　精神分析师Yonack（2017）指出，当弱势一方有所求，无论是工作、还是好成绩、晋升/演出的机会等等，能够（帮助）实现这些需求的另一方便拥有了“权力”。

　　由此可见，在上下级之间；在教授与学生之间；在咨询师/医师与来访/患者之间，都存在这种权力差异。拥有权力的一方，比如上级、教授、咨询师、医师，对于另一方，下级、学生、来访、患者，所施行的性侵犯便是一种“权势性侵”。

　　耶鲁大学严禁老师与自己直接授课及督导的学生发生性关系，老师不可以督导任何发生过性关系的学生。老师禁止与任何本科生发生性关系。老师如有违反将受到直接处分；

　　在加州，咨询师与来访者，或者结束治疗2年内的来访者，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性犯罪，咨询师执照会被吊销；

　　在台湾，利用亲属、监护、教育、救济、医疗、公务、业务等关系获得性交机会，会被判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类似的规定在欧美和港澳台地区还有很多。

　　学生可以主动自愿地爱上授课老师么？很多研究者认为，当权力介入，人们的知情同意就会丧失百分百的自主性。你究竟是爱上了对方，还是受到了权力的诱惑、威胁？很多时候可能自己都不会明白。而很多人在脱离了权力关系后，会为当初的投入感到后悔。

　　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的损伤，这些国家、地区、校方才会严禁任何可能存在的“用权力换取性利益”的事件。

　　当然，权力的角力也会从下向上发生。如果处在恋爱关系中的师生发生感情纠葛，处在劣势的学生有可能诬告老师，进行情感上的报复。对于违反规定的师生，惩罚的对象是教师，而不是学生，通常会被解雇或开除。

　　Finkelhor 与Browne (1986)提出了性侵害创伤可能给受害者留下的4种负面心理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长期的、深远的。

　　1. 创伤化的性体验：受害者对于性的感受和态度，在被性侵犯的过程中混乱了。Ta可能对性产生混乱、困惑、愧疚以及羞耻感。

　　2. 自我污名化：社会对于受害者存在一种“完美受害者”假想。一旦受害者不符合这种假想，就会被认为是自愿的，自找的。

　　比如，当受害者在过程中存在生理“快感”；或者穿着性感；或者主动单独相处（比如约会性侵）；或者受害者的确与施暴者之间存在亲密关系（比如婚内性侵），Ta在人们心中绝对的“受害者”的身份就会被质疑、被挑战。

　　而当受害者接收到他们“坏、不洁、丢脸、自找”的信息，就会影响到他们自我的身份认同感。Porter等人(1982)提出“损坏物症候群”这一概念，受害者认为身体上的伤害无可逆转，自己就像一个残缺了的物品，伴随着恐惧、低自尊、压抑的愤怒、失去信任的能力、无法自主等反应。

　　3. 背叛：受害者发现他们所仰仗的人不可信，无法保护他们甚至给他们带来伤害。这种打击对于受害者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来说是致命的。

　　4. 无力感：感到自身的虚弱是很多受害者持续多年、无法摆脱的感受。

　　而比起一般的性侵，权势性侵还有一些特殊的后果：

　　权势性侵的受害者，比一般性侵更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觉得自己爱上了对方。

　　因为这种权力关系导致的侵害常常是不止一次的，是长期的，并且由于双方之间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受害者难以拒绝和逃脱这种关系。所以他们可能会认知失调告诉自己“我一定是因为爱Ta，才愿意和Ta发生关系的”。

　　权势者常常是上司、老师、救助者的角色，这会对受害者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他们很难清晰地认识与这些角色间的边界，对“伤害”与“爱”之间的关系感到疑惑（尤其是对未成年受害者来说）。他们长大后更难处理好亲密关系，因为他们往往分不清喜欢和厌恶、欲望和伤害、爱和恨。

　　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这段描述可能显得遥远而晦涩。

　　我的一位经历过被老师性侵犯的来访曾经告诉我，因为“诱捕”的行为看起来那么像是“友好”，以至于后来对于异性的友好感知混乱。但又不仅仅是警惕，她自身和更有权力的年长男性之间的边界，似乎也变得更模糊了——她的“友好”，有时在他人眼中看起来也像是“诱惑”了。

　　此外，在亲密关系中，她总是在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渴望时产生厌恶，在对方不渴望自己时产生信任与爱慕——这当然是有问题的，亲密关系中渴望是重要的部分。

　　但她说，这些反应仿佛被记录在了她的身体里，比她的理性更有力量。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力量决定自己是厌恶还是喜爱一个人，哪怕是不同时间里的同一个人。

　　而权势性侵，还有一些它特有的负面后果。权势性侵的受害者更难发声，因为他们往往被威胁。权势性侵，尤其是长期的权势性侵往往十分复杂。人们很难真正理解在权力关系不平等下，通过各种手段达成的性侵，也很难关注到受害者的无力。

　　权势性侵的受害人往往会面临外界的“责问”：“你为什么不说不？你有拼命反抗吗？为什么发生了一次之后你们还保持原来的关系？”

　　这样的责问，对于那些长期性侵的受害者来说，是致命沉重的。

　　研究性虐待的美国学者Judith Herman在《创伤与修复》一书中提出了五个创伤修复步骤。

　　a. 安定：找到一个安全的环境，你在其中感到安心、不再担惊受怕，同时这个环境可以帮助你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b. 诉说：向你信任的朋友或治疗师诉说（或书写）自己的创伤，尝试在面对创伤的过程中接纳自己，理解创伤的发生不是自己的错，而创伤是可以被修复的。这个过程中建议有专业人士的陪同（比如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c. 转变：从诉说创伤的过程中转变自己对于创伤的回忆方式，把讲述方式转变为“自己克服了这么多”，感受自己在修复过程中的力量。

　　d. 建立：重新建立自己对不同关系的信任感，尝试一点点重新找回安全感。

　　e. 和解：尝试和自己，也和过去的创伤和解，尝试不将创伤当做自己身份认同最重要的一部分。再次找到自己的使命感与意义感。

　　写在这里的短短五个步骤，可能是他们（包括男女及各种性别的受害者）大半生的时间。

　　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给所有不幸受害的人，创造出一个允许发声的环境。

　　设想一下，假如你不幸有过这样的遭遇，你敢不敢站出来说，我是幸存者？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因此受到评价、误解、甚至污蔑？你怕不怕你的伴侣、恋人因此觉得你的“价值”下降？你担不担心你的父母家人因此感到羞辱和丢脸？

　　假如这些问题，你的答案都是怕、会担心，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他们做得还不够。

　　世界是很不公平的，在那些曾经遭受过性侵犯的人群中，她们再次受害的概率，要远大于从未受害过的人群第一次受害的概率。这就是“再受害”。

　　你就是你所在的社会，你的社会让受害者持续受到伤害，让受害者持续为不幸的经历付出代价，这是你不应该允许的。

　　让我们首先代替她们发声，告诉社会错的是那些侵犯别人的人，错的是他们对权力的滥用，是他们对他人的不尊重。也让我们发声，告诉受害者们他们很不幸，他们也很顽强，我们尊重她们与创伤的抗争。

　　沉默即共谋，不要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不要成为默许恶的共谋。

　　请各位随手转发，发出你的呼吁。

　　以上，It’s never too late to voice out.

From: KY KnowYour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