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国人的乱世抉择:不作恶,且苟活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往往是让人难以逾越的鸿沟。每一个或无法沉默、或慷慨激昂的正常人，难免都会经历这样的奚落：你总是在批评那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你下个蛋来看看？有本事你滚出鸡笼？

　　我们是人，不会滚，显然也无蛋可下。抛开我们左或者右的面目，在残酷而琐碎的生活里，我们不过是一个又一个为了一日三餐奔波的血肉之躯。但并不精彩甚或卑微的生活，并不是追求理想、评价正义的累赘，而是一种基础。身处的阶层也许会妨害我们获取利益的可能，但是绝不会妨害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

　　那么，当你面对悲愤却又无力改变的局面，陷入焦灼而又不能熟视无睹的折磨，你能做的是什么？

　　这里我先讲一个故事。

　　归国前的徐璋本

　　徐璋本和钱学森

　　徐璋本的青年时代正逢现代物理学涅槃与革命的时代。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狄拉克、费米等一代物理学巨匠用智慧和天分开拓着物理学新天地，曾吸引了一批中国的青年智者。 费米在中子诱导核反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1938年物理学诺贝尔奖。

　　1940年，徐璋本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可以想象，29岁的徐璋本已经跨入科学殿堂，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懂得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人只能是以数十人计，绝对是凤毛麟角。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一个没有民主和科学传统的国度，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

　　那时的徐璋本先生一定有着飞扬的神采和远大志向。他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出自己的才华，也为自己建功立业。但是1957年的突变改变了一切，命运让他和多灾多难祖国一道去承受苦难。而他对物理学的迷恋和对科学的追求，只能到梦幻中去寻觅了。

　　1988年，徐璋本去世。相对于张志新们殉道的壮烈，他给了另一种同样坚韧的示范。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他。

　　这是苟活的故事。

　　我要接着讲另一个故事。不作恶的故事。

　　何凤山和他的“生命签证”

　　民国外交家何凤山先生在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任民国驻奥地利总领事。

　　当时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步升级，大批犹太人已被送入集中营。而留下的犹太人想要离开，又苦于拿不到签证。因为在1938年的国际难民会议上，国际社会尚未认识到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恶毒，普遍拒绝接受犹太难民。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无论是从考虑自身安危的角度，还是从服从职业要求的角度，何凤山都可以选择当一个旁观者。

　　但不愿意见死不救的何凤山思虑再三，不顾上司的反对，在维也纳领事馆向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一个签证就可以拯救一条人命，因此这些签证也被称为“生命签证”。根据目前已发现的档案，仅仅在1938年6月至10月之间，何凤山就向犹太人发放了1700多张“生命签证”。

　　17岁的犹太青年艾瑞克在被五十多个领事馆拒签后，找到何凤山碰运气，结果何凤山一次性给了他整个家族二十多张签证……经他拯救的犹太人，有后来成为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的海因茨、有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蒙赛尔、现任犹太人组织秘书长的亿万富翁伊斯雷尔……

　　他的行为当然逃不过纳粹的眼睛，纳粹以维也纳领事馆是犹太人房产的理由，将领事馆没收。在民国政府拒绝出资租房的情况下，何凤山自掏腰包，租了一套小公寓继续办公，坚持发放“生命签证”，直到被民国外交部记过警告。

　　2000年，已经去世的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追授最高荣誉：国际义人，并在耶路撒冷为其建纪念碑，上书：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

　　何凤山

　　两个故事讲完了。事实上，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况，要比这两个故事中的主角在当时面临的绝境要好得多。虽然我们也难免会诚惶诚恐，会不知所措，会沉默以对。但是，我们还可以选择有限的表达，那些躲在背后的暗枪，断然不敢发射。因为，有人比我们还要恐惧。历史的长河中，辉煌会有重复，会有遗忘，但是，人性无声的坚持、良知的光辉，越是黑暗，越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要因为多数人跪着，就要弯下自己的膝盖；不要因为同情有危险，就要走向违背良知的方向；不要让利益遮盖我们的眼睛，不要因为无法改变而同流合污。那些怀疑光明，讥笑追求光明的声音，从古至今，多如牛毛，光明仍在，怀疑与讥笑却无一例外的消失了。

　　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如果不能山呼海啸，那我们就只需等待。用一言一行为践行正义者、为保持良知者壮胆助威，总有那么一天，貌似强大的会倒下，貌似永恒的会湮灭。你看历史饶过谁。

　　不作恶，且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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