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的初心

2016年12月30日9时49分，重庆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一批人事任免事项。经表决，决定接受黄奇帆辞去重庆市人民政市长职务的请求。

作为重庆政坛老资格，黄奇帆先后经历6位市委书记。2009年就任代市长后，更是先后与3位政治局委员搭档。

自2001年逆江而上以来，黄奇帆已来渝十五载。不知那时的他，是否还会回想过往与数位市委书记共事的种种，是否还会对自己深爱并深耕十五年的“山城”有所骄傲或遗憾？

他曾被公认为是“全国最懂经济的市长”，也是自带光环的改革能手，更是让过去15年间的重庆始终保持两位数的GDP增速的最大功臣之一——即便是在全国宏观经济增长乏力跌破7%的2015年，重庆仍能保持11%的成绩。

同时，黄奇帆的“金融市长、重庆CEO、学者官员”，甚至是“房地产的敌人、互联网金融的掘墓人”的称号在重庆的金融布局、经济增速以及民生保障等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

如此耀眼的成绩，在常人认知的GDP升官考核机制里，黄奇帆市长也许该更上一台阶，有更大的平台得以驰骋。

可生于1952年，已然跨过正部级退休年龄的他，只能在三年前的深冬，向一线官场遗憾挥别。

对于黄奇帆，长江两头的重要城市上海和重庆，承载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岁月。

这位素有能人标签的著名市长，他的从政经历可以分两个阶段，上半场20年在上海，从焦化厂技术员一路做到市政府副秘书长；下半场15年在重庆，历任副市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长领导职务。每到一处，必理念超前，必屡出奇招，必惊天动地，刮起革新进取风。

1968年，年仅16岁的黄奇帆走出了诸暨，进入到名人辈出的上海焦化厂，先后工作近十年，“献身四化”，历任焦车司机、炼焦电工、技术员、工程师、副厂长等职。

工作期间，黄奇帆善发奇想、敢想敢干，屡出奇招，先后带领团队攻克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焦化厂管理上“三笔糊涂账”：原料煤炭进厂无法计量、大宗产品焦炭出厂一笔糊涂账、煤气产量出厂靠毛估估。

黄奇帆带头攻克三大难关的事迹，引起了厂内外的关注。其改革创新的成果先后得到了厂和市总工会的肯定，并“连中三元”，1979年、1981年、1983年连续三届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82年又获全国技术革新能手的荣誉称号。1983年7月他升任上海焦化厂副厂长。由此，以奇制胜的帆从这里起航。

1984年，黄奇帆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信息与控制》上发表的文章

1983年12月，黄奇帆受时任上海市委领导赏识与拔擢，由实业转向政坛，成为市委整党办公室联络员。短短几个月后，“爱搞事儿”的黄奇帆进入了更适合他的去处：上海经委综合规划室副主任。

此后，1987年升任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经济部门多年的历练，为未来亦有“数据市长”之称的黄奇帆打下了坚实基础。时至今日，黄奇帆每每在演讲中，动辄就脱口而出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数据，为其极具宏观视野和建设性的演讲构成了强支撑，由此赢得“电子脑壳”的“头衔”。

此后，改革春风吹到了浦东，1990年5月3日，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成立，黄奇帆出任了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在浦东早期开发阶段，钱从哪里来是首要问题。

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也非常焦急，希望浦东尽快把金桥、陆家嘴等十多平方公里土地盘活。盘活土地的重任，就落到了时任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黄奇帆身上。

天降重任，黄奇帆也堪当大任。在他的操刀下，三个开发公司有了一笔“土地空转”启动资金，浦东三个开发公司的实质性启动也加快了步伐。彼时的土地滚动开发，亦是创新之举。

上海浦东进行的土地运作的经验，无疑为黄奇帆在重庆期间的城市运营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

四年浦东的燃情岁月，黄奇帆对于金融领域的理解更是让其受用无穷。土地运营以及金融运作上，黄奇帆无疑在浦东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后九年间，他开启了对国企重组和工业投融资体制建立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为他后来的重庆革新奠定了又一基石。

2001年10月，黄奇帆调任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重庆。在那里，他开始了人生又一页辉煌的新篇章。

黄奇帆在上海工作时间长达33年，其积累的丰富经济工作经验，得以在他执掌重庆市政府后，全面铺开。

但那时候，这位改革者却并不被人们乃至“同行”所理解。

他最为引得全国侧目的制度，便是地票制度。

什么是地票呢？即，农民进城后，宅基地荒废在了当地。另一方面，由于耕地红线的存在，城市建设用地紧缺。于是，农民可以把自家荒废的宅基地登记为地票，卖给需要建设的单位。

单位集齐了足够建设用地的地票后，即可以把耕地开辟为建设用地，与此同时，荒废宅基地则开垦成农田补上这个耕地差。

这个方式，不仅可以给农民进城带来一笔丰厚的原始积累，还能灵活地促进农民进城，使得土地与人口城镇化并行发展，顺应城镇化建设需要。同时，还能保护耕地，落实中央的“三条底线”政策。

三条底线：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土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

随着外出务工、进城购房等情况增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但建设用地不减反增。“人去楼空”现象让大量的老宅废弃，成为荒芜的土地。

而地票制度将这些荒废老宅变废为宝，让这些老宅得到复垦，让老宅老树发新芽。

2011年，涪陵区珍溪镇洪湖村的村民邹友谊就吃了一次“螃蟹”，他将自己的宅基地复垦，然后把382平方米用地指标拿去“交易”。最后，他收获了8万多元。据统计，2011-2012年间，洪湖村的村民通过这样的形式，复垦了116亩闲置建设用地，获得了近1500万元的现金。

截至2018年，重庆市的地票累计交易超过15万亩。有人为此测算过，参与“地票”交易的农民，每亩地的综合收益可达10万余元。

试点是相对成功的，但是，这样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却并不怎么令人欢迎，因为它有一个不愉快的副作用：平抑房价。

在十九大之前，房地产驱动的经济和土地财政驱动的政府支出，使得推高房价成为几乎所有地方的共识。

在微观层面上，早早“上车”的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依靠价格低廉、地段黄金的福利分房奠定了中产阶级基础的公务员们也是房价高涨的坚定倡议者和支持者。

许多脑子活络的城市中产阶级财富积累飞跃的窍门，便在于此。他们把早年购买的房子抵押出去，然后迅速买上新房，在不断翻番的房价中，所付的贷款利息似乎不值一提。

接着新房也能抵押，一变二，二变四……许多大城市小公务员家庭其实干净得很，几乎没有任何灰色收入，却因为杠杆助力的房生房而成为“富裕地主阶级”，每月光是十几万的房租收入，就已是实现了“财务自由”。

在此过程中，宏观的政府也因为大量卖地，以及房市繁荣带来的一系列产业的繁荣获益颇大，他们打心眼里开心呐。

可是，这招到了重庆，就不灵了。

地票制度为重庆市供给了充足的土地，毕竟房价飙升的秘诀就在于限制土地供应。

以至于，“炒房团在重庆全军覆没”、“重庆房价为什么那么低”、“重庆房价什么时候涨”，会成为黄奇帆卸任之前和刚刚卸任阶段的主流新闻。

随手搜搜16、17年时期的新闻。这段期间，中国房市刚刚进行了一波暴涨。

逆市场，逆中产，还逆同行的黄市长，很显然没获得什么好的口碑。那时，笔者两位在重庆的朋友就有如下表现：

一位，看着在北京、上海、深圳有房产的朋友们，家庭财富是随着房价蹭蹭蹭上窜，好几位都跻身了“千万富翁”行列，羡慕得口水直下。

另一位准备卖房到国外定居的，因为被全国房市繁荣所打动，所以准备再多等两年再出手，结果等啊等从11年等到16年，自己在重庆的房子怎么都没动静，差点贻误了在国外的工作机会，气得跳脚，抱怨道：重庆算哪门子的直辖市！（请用重庆风味粗话语气念出）

黄奇帆引人“诟病”之处，还在于他的保守。

咦？文章前面不是说他是个“改革能手”吗？改革能手怎么还能保守？

请往下看。

金融，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余钱的人，找不到投资渠道，只能把钱存着吃死利息，连通胀都跑不过；需要钱来发展的人，不一定能借到钱，下一个马云可能就要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缺乏金融这只手来指导资源的最优分配，城市发展的潜力如何能被开采出来呢？

而在黄奇帆执政的重庆市，其金融风险管控一直为外界所“笑话”。

黄奇帆的金融观很朴实，在他看来，把金融搞得复杂的人，都是“骗子”。

他当市长期间，拒绝一切“新思维”、“新创新”的金融公司在重庆落户，严格约束金融业发展方向，控制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和按揭信贷规则，坚持金融红线思维。

与此同时，他最关注的还是老老实实的实体，宁可把资源投给些不赚钱的他们，也不让促进经济流通的金融公司蹭到重庆的便宜。什么互联网金融，重庆不欢迎你。

另一方面，不同于绝大多数地方官员，黄奇帆经常公开评论金融行业及管理层的做法。他强调，“让一大批企业，不管大企业、小企业(上市)，大企业到A股去上市，中小微企业到转板、三板去上市，”然后改变融资市场的力量对比，倒逼利息下降。

几乎每一次，黄奇帆的“股评”和有关经济方面的言论，都会引起媒体和股民的哗然。有人戏称他是“黄大嘴”。

比如，关于2015年资本市场历经波折，他及时贡献上讽刺，道：“出牌顺序错了，一手好牌也会打输。”

接着，又给市场来了盆冷水：“金融不是为有钱人理财，就是为缺钱人融资，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如果不为实体输血，就连灵魂也没有了。”

据可查询到的最新官方数据中，2015年上半年，重庆金融业不良率为0.4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在GDP结构中占比仅9%；社会融资结构形成银行、非银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分别占45:25:30的比例——这个数字，一看就是来自严格的调控。

当年，就有经济学家对此摇头：重庆，你太保守了，太缺乏进取的激情了。

2016年12月30日下午落日时分，重庆室外温度只有几度。时年64岁的黄奇帆，迎来了他的告别时分。重庆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决定接受黄奇帆同志辞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张国清同志为重庆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在前一日的重庆市委常委会上，黄奇帆回忆起在重庆的工作经历时，当着在场所有市委领导的面，哽咽落泪。

“我在重庆的15年，是呕心沥血、全身心工作的15年。”公开新闻中，只寥寥地记载了在他泪洒当场时，这句短短的话。

此后，国内对于他的去向有诸多传闻，但逐一落空。经过三个月的沉寂后，又是一则新闻出炉，黄奇帆出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新闻热度是不等人的，那时已不是关键岗位领导的他，已不是人民群众翘首关注的目标了，当月月中霸占着人们手机新闻首页的，是《8家P2P同时爆雷 数万投资者被卷入》——

聪明投、奶瓶儿、早点儿、火牛财富、玩儿家、钱罐儿、乐行理财、海新金服同时熄火，羽·泉还曾为之站台，超十亿投资资金在老板方凡的“经营不善”中泥牛入海，成为17年互联网金融开年大戏。

但正稳步走向辉煌的高潮的P2P产业，怎么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而阻挠了全国运营者与投资者的充沛热情呢？行业更新换代、去芜存菁才代表着向上发展嘛。

烈火烹油的互联网金融，如浪潮般席卷过各大城市，所到之处无不得到当地政府的笑脸相迎。甚至有些国企也开始眼红了，不是大收挂名费，就是亲自率队下场。

政策？管他的。风控？管他的。资金链？管他的。我们在做利国利民的事情，我们是金融发展的新标向，我们是……

直至，这个行业自2018年6月始，走向烟花般的凋亡。从前，在黄奇帆的影响下，重庆就是一座P2P的孤岛，阻碍了多少投资者的便利，如今这绚烂的爆破之季，亦是遗世独立，冷眼看着那满地纸屑，和遗波至今的哀嚎与哭喊。

2018年上半年，是个残酷新闻多发的时节。P2P爆雷季开始的两个月前，也就是2018年4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樊纲在央视节目中提出，买不起房子的话，何不求助六个钱包？

六个钱包理论，如同挑破了险峻山路上艰难踽行的人们脚上最大、最痛、脓水最滚烫的水泡，瞬间引爆了舆论。

房价问题，几乎成为了每个试图一圆暖巢之梦的年轻人的最大痛楚。高山一样的征途，底下压着越加没有奋斗动力、越加没有恋爱动力、越加没有生育动力的佛系青年。

城市孩子尚且如此，卖房网站上个位数浏览量的纸面富贵，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而农村孩子们，又有什么资格留在繁华之中呢？

此外，六个钱包可以拿出来吗？当然可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姥姥姥爷，谁又不心疼孩子呀？可拿出来后，七口人又拿什么消费呢

房地产驱动的尽头，是一片钢筋水泥的荒芜。

也许，会有人 开始怀念起17年之前，慢悠悠、小确幸的重庆。

以及，尽力去保全这份稳定与安宁的黄奇帆。

之前，他是市长，有权力推行他所信仰的东西；如今，已年满65岁的他，在人大财经委待了不足一年，便正式宣告退休了，只能是靠自己的声音来表达些什么了。

他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2018年9月后，又正式受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加盟复旦经济学院，亦是对他“学者官员”的再次备注。

2018年从全国人大财经委离任后，黄奇帆参加论坛并公开发表演讲的次数超过16次，足迹遍布北京、上海、深圳、沈阳等地，演讲主题大多与金融市场有关。

很少有官员在退休后像“黄市长”这样多次出现在聚光灯前。自从重庆市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他的声望没降反增。在干部身上，这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对一个退休官员来说，退休后关注度不减，且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点实属官场异类。而这持续不减的关注度，不仅与他取得的功绩相关，更与他独具的个人魅力相关。黄奇帆浸染体制语言系统多年，尚且还能使用自然的、民间的汉语，同时保留个人思维，这绝不容易。

这种“个人魅力”之所以成立，前提就是那个沉闷的语言系统作为背景。从人的本性出发，人们希望看到有个性的语言，希望看到质朴的风格，希望看到官员身上充沛的“人性”。

他讲话速度很快，有点像脱口秀。除了一两句套话外，黄奇帆全部是大白话，用普通民众都能听得懂的“人话”讲经济热点，脉络清晰、深入浅出，数十个经济数据信手拈来，有理有据。

关键是，这些都还是干货。

在卸任后的一次公开露面上，黄奇帆不改当年的调调，一如既往地“大嘴巴”，直指炒地皮导致了房价的虚高，而要控制房价，“决不允许‘背个银行’炒地皮”，任何房产商买土地，批租土地，必须自有资本，而不能“背个银行”。

末了，他又补充了一句让“同行”们皱眉的话：“一定要把房地产投资严格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要严格将楼面地价控制在房价的三分之一等调控指标。”

难得可贵的是，他说是这么说的，做也是这么做的。

不仅如此，他还走得更远。中国的城市化还在进行中，“人气”堪称大城市的第一核心竞争力。“人气”不仅该面向外地人，更该面向本省、本市的周边农村地区。

在他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小组，坚定地站在弱势群体农民这边，全国首创的地票制度，动机便是驱动地产商向农民们“转移支付”，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城市的发展。

宅基地卖了，那我究竟算城市人还是农民？黄奇帆的重庆在全国范围内，首先破除了农民户籍转化的门槛，同时支持财政对新增城市户籍带来的成本升高的补贴。他把新城市居民带动的城市活力，称之为“户籍改革福利”。

温老《八次危机》中的谠论危言还耳畔震荡着，中国多少次的危机与崛起，代价都在城市之外发生；又有多少地方执牛耳者，能放弃眼前的鲜花着锦、指数高涨，将资源向最弱势群体倾斜，关注他们本应该获得的利益呢？

同样的，黄奇帆还不忘给当年大力支持互联网金融的人打打脸。

就在两天前的11月21日，黄奇帆在“创新经济论坛”上，对于各地要清退P2P，他在论坛上的表态，仍保持他在重庆时的“零容忍”的态度，“举双手赞成”。他认为，P2P不过是中国农村传统金融的高利贷或者“老鼠会”出现在互联网光环之下而已，同时尖锐地指出P2P存在着庞氏骗局、高息揽储放贷、卷款跑路等五大问题。

近几年的P2P跑路、暴雷事件频发，足见其思路的谨慎和超前。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七年的任内，确实实现了对互金的严格管控，毕竟他是明白的，P2P伤害的，无不是刚刚有着小小积累的小康之家。

高曝光率，加上精准预言，使得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起这位前市长在重庆取得的成绩。

自2010年黄奇帆正式担任重庆市长以来，重庆在GDP增速方面拿了三个第二名（2010年至2012年）、1个第四名（2013年），2个第一名（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尤其是2015年，重庆以11%GDP增速领跑全国，不仅远高于7%的全国平均水平，也超过了自己10%的预定目标。

与此同时，重庆在世界电子产品产业中的地位堪称“大佬级”，作为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产量占全球三分之一，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产业已占据重庆经济的半壁河山。富士康和惠普，即是黄奇帆当年主力引进的。

最值得一提的，也是如今人民最为关心的，重庆的房价问题。

在黄奇帆担任市长期间，重庆房价保持了基本稳定。黄奇帆说话一针见血：“调控地价十分重要，别以为地价高了赚钱，政府收入高了就是好事，它是个好事，但如果唯利是图，一根筋把地价推高，长远就使得房地产价格过高，工商企业房产资源成本过高，最后使得这个地方工商经济萧条，无法良性运作，这地方的人气都转到了泡沫房产，而不务实业，最后毁坏了整个城市发展的方向，后果就很严重。”

回顾他的履历生涯，既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上海焦化厂峥嵘岁月，又有投身于浦东新区开发的“四化”建设，更有在渝十五载，功泽几代人的治渝功绩，甚至退休后，所受关注度未曾减少，高曝光、演讲及论坛一场接一场，而这或许就是对他专业最直接的肯定。

时间倒退到2013年。

当年两会期间，黄奇帆曾对媒体表示：“市长只是个职务，经济学者是终身的，你们也不愿意把我当市长。我作为市长，要是跟你们打官腔，也不会跟你们这么聊天。”

语间平淡，颇有学者气息。如今卸下为官重担，也乐得收获教授之名，发挥余热。

只是，在知与行中，始终如一地，全面做到大胆的改革、超前的眼光、谨慎的监管、手捧初心的执政，并以之守卫着每一位升斗之民来之不易的幸福的市长，终究已经是翻过篇的渝州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