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那天，阿道夫·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狼穴”地堡里，气急败坏地责问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巴黎烧了吗？”
没有。
2004年，朱莉·德尔佩在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里向伊桑·霍克提问：“你相信巴黎圣母院有一天会消失吗？”
曾经我们并不相信。
当地时间2019年4月15日傍晚，位于巴黎西岱岛的巴黎地标——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火焰燃烧了15个小时，摧毁了圣母院的尖顶，2/3的屋顶被烧尽。“巴黎圣母院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想象力。这段历史是我们的，而且正在燃烧。”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我们将重建这座大教堂。”
尽管包括荆棘冠冕、圣路易的亚麻织物在内的重要文物已被成功救出，尽管矢志重建，但重建后的巴黎圣母院——就像很多缠绕在“忒修斯之船”悖论中无法自拔的“完美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终究不是雨果笔下的那座历经千秋岁月的古老建筑了。
“若干年前，本书作者参观圣母院——或者不如说，遍索圣母院上下的时候，在两座钟楼之一的黑暗角落里，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刻的词——ΑΝΑΓΚΗ（命运）……这样，雕凿在圣母院阴暗钟楼的神秘字迹，它不胜忧伤加以概括的、尚不为人所知的命运，今日都已荡然无存，空余本书作者在此缅怀若绝。在墙上写这个词的人，几百年以前已从尘世消逝；就是那个词，也已从主教堂墙壁上消逝，甚至这座主教堂本身恐怕不久也将从地面上消逝。”在雨果这位被网评“放在今天，肯定是HBO王牌杀手”的作家笔下，巴黎圣母院与“命运”这一关键词，都被涂上了一层多少世纪以来风化所形成的深暗颜色，“把那些古老纪念物经历的悠悠岁月变成其光彩照人的年华”。
巴黎圣母院“光彩照人的年华”始于850多年前。再向前追溯，它原是罗马人祭祀的神庙。公元5世纪，这里曾建起圣特埃努教堂，6世纪时又成为一座罗马式教堂。到了12世纪路易七世时期，原有的罗马式教堂已经破败，1160年被选为巴黎主教的莫里斯·德·苏利发起教堂重建计划。1163年教堂奠基，标志着这座法国哥特式建筑代表作的创建，而这也是建筑师与中世纪苦力们劳作近两个世纪的开始——这座教堂于1345年全部建成，当然，它在欧洲教堂兴建的“拖延症”中，只能算是轻度病患。
火中的巴黎圣母院，在世人眼中，是“燃烧的历史”——1239年，圣路易国王将荆棘冠冕放在此地；1430年，英王亨利四世在这里加冕；1455年，举行贞德平反仪式，在院内竖立贞德雕像，“圣女贞德”之名由此流传；1708年，路易十四修改祭坛；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这里加冕……巴黎圣母院的“命运”，也就从那个时期开始更加跌宕起伏：法国大革命时期，教堂的大部分财宝都被破坏或者掠夺，里面处处可见被移位的雕刻品和被砍了头的塑像。之后教堂改为“理性圣殿”和储存葡萄酒的仓库，直到拿破仑执政，才将其恢复宗教之用。
这之后，圣母院的修复也有雨果的推动——他的名著于1831年出版，引发巨大反响，很多人因此希望重修残旧的圣母院。1844年至1867年，历史学家兼建筑师奥莱·勒·迪克主持，拉素斯和维优雷·勒·杜克负责全面整修教堂，重现了建筑久违的光彩，才构成了之后一百余年巴黎圣母院的主体面貌。巴黎公社时期，又有狂人意图纵火焚烧巴黎圣母院，好在大火被及时扑灭，圣母院的主体建筑得以保存。有人说，从18世纪到19世纪，巴黎圣母院的历史，成为革命与复辟间的隐喻。这座建筑从一开始就无法纯粹，君主的赏赐、教徒的歌颂、革命者的洗劫，使它成为一个浓郁的政治符号，微缩了法兰西民族的血与铁。
进入20世纪，巴黎圣母院并未在历史中退场，或者只沦为一处风景名胜。它集合了文学与艺术的诉说、历史与建筑的迭代，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意义符号。
1944年8月26日的巴黎解放纪念典礼、1945年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赞美诗、1970年11月12日的戴高乐国葬仪式，以及1980年5月31日保罗二世的祈祷晚会都在这里举行。哪怕在浴火之时，天主教徒也在其中做晚间弥撒，准备庆祝复活节圣周。
2019年4月15日，圣母院横遭此祸的原因，看似很简单：电线短路，火苗蹿上了木质屋顶。就如同《纽约时报》的评论：“巴黎圣母院大火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代表了另一种不同的灾难，具有同样的创伤，但更多的是与其美丽、精神和象征意义相关。”千百年来，多少人类历史与文明的遗存都会因为许多简简单单的原因，而轻易地从这个世界中消失——人们总会惋惜和遗憾于文明的消逝，喧嚣吵闹一阵，又将之遗忘，照样轻松前行，直到下一次災祸来临，反反复复，了无终结——相信巴黎圣母院并不会是最后一例。而付出代价的，最终只能是人类全体。这真是美丽而悲哀的故事：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而真正奇妙的是，也正是这些代价与记忆，才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历史。“教堂不像神庙，并没有为自己保留一个举行秘密祭祀的密室，以阻止人们闯进去亵渎神灵。在教堂里，祭礼是采取表明人与神交的圣事这一具体形式的。这种人与上帝的交往，可以说是平等的，是在上帝与人分享的屋顶下进行：上帝在用四壁围起的阴影里倾听人的诉说，人在有顶的十字路口同上帝约会。教堂里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这一交往得以自由地、深入地、亲切地举行，而再无其他目的。”奥古斯特·罗丹曾这样讲述教堂的意义。大教堂这样往昔的宗教场所，如今已经转变为文化的公共空间，它们富含文化信息，体现传统习俗，代表城市性格，关乎人们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当历史、记忆、文化与建筑的世代沿革和变迁相互交织，才最终共同筑就了人类文化悠久而强韧的精神堡垒。
由是观之，巴黎圣母院已经不是建筑本身，而是一种文化和一段历史的代名词；石头的建筑终将分崩离析，而文化与历史却有可能在被记忆与被讲述中一代代相传，经日月而弥远。就像小说《风之影》中，努丽亚·蒙弗特向主人公达涅尔诉说：“只要还有人记得我们，我们就会继续活着。”——我们会忘记那个敲着加入了金银而使得钟声全城可闻的大钟的卡西莫多吗？
不会。
我们对巴黎圣母院的情感，似乎也同理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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